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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教材起源很早，先秦时期的官学便有了教材。

西周官学教学内容主要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现在的人们已经找不到当时的教材了。不过，《汉书》中曾有记载，周宣王时期的太史史籀曾经编撰过一套《史籀篇》，里面共收录有15篇课文。《史籀篇》也成为目前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儿童启蒙课本。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私学，并修订《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到了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此后，历朝历代，都将儒家经典当作学习教材。

印刷技术的发明始于唐代，直到宋代，才出现活字印刷术。所以，在没有印刷术之前，人们学习的教材，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手写传抄，这样虽然能够加深记忆，不过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笔记混乱或者笔误。为了克服这样的问题，当时的统治者想到了一个办法——刊刻《石经》。即将经过编选的标准教材刻印在石头上作为示范，以后天下学子们的教材，就有了参考的权威版本。

比如，东汉的汉灵帝曾下令校正儒家经典著作，并派蔡邕等人把儒家经典抄刻成石书，用隶书刻碑于太学门外。这项文化工程从熹平四年(175)一直持续到光和六年(183)才完工，耗时8年，史称《熹平石经》。这些石经共有46块，每块高3米多，宽1米多，成了当时的标准教材。《石经》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后汉书》中称：“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前来传抄学习的人络绎不绝，甚至造成了交通堵塞。

到了三国时期，曹魏建都洛阳，太学再度繁荣起来。由于历经了东汉末年的战乱，《熹平石经》损毁严重，所以，曹魏的第三位皇帝曹芳决心整理《熹平石经》碑石，并加刻了部分经石作为补充。于是就有了从正始二年(241)开始刻制的《正始石经》。这个版本的石经以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文字刻成，所以又被称为《三体石经》。

唐朝的唐文宗也开展过类似的文化工程，他在开成年间曾将儒家九经与《论语》《孝经》《尔雅》等12部儒学经典刻在石碑上，并立于当时的国子监，史称《开成石经》，以此作为当时官方统一的标准教材。显而易见，古人刊刻《石经》，主要是为了保证教材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为天下学子提供可供参考的标准教科书。

后世的人们将《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合称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经”。到了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让教材的出版进入了更加便捷化、规范化的轨道，以“石经”来规范教材的需求大大降低。

不过，后世还是有不少统治者开展过刊刻“石经”的工程。比如，南宋时期，宋高宗曾在临安刊刻过《南宋石经》。清朝的乾隆年间，也曾将儒家的十三部典籍刊刻后立于京师国子监。当然了，相较于活字印刷术发明前，这些《石经》的主要作用是彰显儒学的权威性。

□ 雨林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