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巴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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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三代“拉姆”的故事

“我的外婆叫拉姆，我的母亲叫普布拉姆，我叫边巴拉姆，我们一家三代人都是拉姆。”说到这，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边巴拉姆笑了出来。“拉姆”在藏族女孩中，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名字，而人生截然不同的这三代“拉姆”，却是西藏和平解放72年来教育事业发展的真实见证者。

“我的外婆拉姆是和平解放前贵族家里的差巴，和那个时代的西藏绝大部分人一样，外婆一辈子都不识字。”她说，西藏和平解放前，只有占人口总数5%左右的人有受教育的机会，广大农（牧）奴及其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文盲和半文盲率高达95%。尽管没有机会上学，但外婆为人善良，勤劳勇敢，西藏和平解放后，她靠着自己的双手，将4个子女抚养长大。

“我的母亲普布拉姆在那个年代属于比较幸运的一批人。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她得到了去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大学前身）读书的机会。”那时的普布拉姆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走出去！当时西藏百废待兴，亟需大量人才。提前毕业的普布拉姆被分配到日喀则工作，繁忙的工作让她再没有机会进行系统地学习，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这也是后来她一直鼓励女儿不断保持学习的原因。

1975年，边巴拉姆出生。1985年，西藏开始实施教育“三包”政策，让每一位适龄儿童都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保障。她对记者说：“在我出生、成长的时代，不管是你想学习也好、进修也好，只要你自己努力，都会有很好的机会，这是我外婆拉姆从未想过的事情。”

1992年，17岁的边巴拉姆以日喀则第三的优异成绩考入西南政法大学。第一学期考试，边巴拉姆就排在了全班倒数第四，这让自小成绩优秀的她脸上有点挂不住。从此她加倍努力，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了业。这段经历让她明白，学习的大环境是公平的，只要自己愿意努力，每个人都能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

毕业后，在妈妈的支持鼓励下，边巴拉姆选择了继续深造，先后去挪威奥斯陆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法学，回国后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又在四川大学获得宪法行政法博士学位。

长年丰富的学习经历，让边巴拉姆格外关注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她说，“和平解放后的西藏才真正拥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15年的公费教育体系，实现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的全覆盖。无论我去西藏哪里调研，当地最好的建筑一定是学校”，截至2021年底，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共3339所，区内外在校生总人数92.2万，占全区总人口的1/4。

“教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振兴发展的根本，而女性受教育程度更是代表了社会进步和文明水平。我2019年参与了由自治区妇联领导成立的自治区女知识分子联合会，其中拥有高级职称的代表就占了八成以上，她们中有畜牧业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教师等等。她们是国家大力支持西藏发展的受益者，也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代言人，从她们身上就可以看到西藏和平解放72年来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　边巴拉姆自豪地说。

明吉措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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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基层的“天才”医生

她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第一位取得两个博士学位的藏族女性，是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藏医药非物质遗产传承人、西藏藏医药大学副教授……在这些闪亮的头衔背后，是一位“天才”医生翻越一座座高山接续前行的脚步，更是和平解放72年来西藏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巨变的缩影。

明吉措姆——这位出生在西藏那曲地区的阿佳——从小学开始便展现出“照相机”般的超强记忆能力，只用3年就读完小学，13岁便考入西藏藏医学校（西藏藏医药大学前身），厚厚的《四部医典》她没看几遍就能一口气全文背诵。按她自己的话来说，“那三年的学习毫不费力，基本上都在玩，看到别人觉得学习艰苦自己都很难理解”。直到真正投入工作，现实的“高山”，才第一次难住了她。

1989年，刚刚分配到那曲地区聂荣县人民医院的明吉措姆第一次下乡巡诊。看到牵着马来接他们的牧民，16岁的她一开始十分兴奋，可走了8个小时才翻过牧民口中的“前面那座山”后，明吉措姆的心凉了一大半。而整整一天的崎岖颠簸，让她“连蹲下上厕所都困难”。到了村里，自己有限的临床经验让她面对淳朴善良的牧民的时候犯了难——“牧民们真是得什么病的都有啊”！

在聂荣的几年时间里，明吉措姆是一边治病、一边查医典，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

多年以后，回到母校任教的她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都会对自己的学生说：“精进医术的最好办法就是到最基层去，到老百姓当中去，见识各种疑难杂症，去观察、去思考、去查阅，长时间地跟踪治疗才能提高自身医术，才能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病痛。去基层，就是最好的临床学习。”

1998年，明吉措姆到山南做田野调查，山南琼结县的一个村子再次触动了她。那时，整个村子的卫生条件还比较差，村民饱受疾病困扰。自责和内疚使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基层公共卫生状况。

几十年来，她始终没有忘记对自己许下的承诺。无论是在海外留学期间学习公共卫生专业，向世界介绍西藏，还是谢绝国外优厚待遇回国后，向老百姓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她都在基础公共卫生领域倾尽自己的全力。

今日西藏，人民健康权实现跨越发展。2022年，西藏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达到5.49张、7.18人，人均预期寿命从和平解放前的35.5岁增长到72.19岁。

谈到72年来西藏公共卫生领域的巨变，明吉措姆说：“西藏的老百姓已基本实现了大病不出藏、中病不出市（地）、小病不出县。我们当年下乡时常见到的‘佝偻病’（主要病因是营养不良）现在几乎看不到了，包虫病（主要病因是卫生条件差）也几乎没有了。”

姬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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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博士”的初心

在青藏高原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凡是有藏族的地方就有牦牛。

西藏和平解放72年来，农牧业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越，牦牛特色产业得到蓬勃发展。

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牧区，有这样一位“牦牛博士”，一直为提高牦牛养殖技术奔忙。原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书记、副所长姬秋梅对记者说，西藏牦牛的生产单元主要依靠“牧户为主，千家万户联合”的方式。农牧民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牦牛，以前对许多普通家庭来说，牦牛是一家的生计和依靠。“用农业科技服务农牧民、减少老百姓生产生活的艰辛，这是我想做的事，也是我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

30多年里，她坚守初心，无怨无悔地从事着牦牛研究工作，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为农牧民鼓起“钱袋子”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力。

从小生活在牧区的姬秋梅早早就和牦牛结下缘分。小时候寄养在那曲小姨家的她经常放牦牛、捡牛粪、挤牛奶，她的整个童年生活都是和牧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牧区、对生活在这里的农牧民，她有着一种天然的、特殊的情感。1988年，姬秋梅毕业后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畜牧科学工作。尽管西藏牦牛数量巨大，但当时对牦牛的科学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从那时起，她便追随着前辈们的脚步，在牦牛研究这条路上上下求索。

2003年，姬秋梅等向当时的国家科技部和自治区科技厅提交了关于建立牦牛研究的项目申请，得到大力支持。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2004年4月8日，西藏牦牛研究与发展中心成立，这标志着牦牛研究工作正式进入系统性、可持续性阶段。

姬秋梅团队首先摸清了西藏牦牛养殖的“家底”，在整体资源、分布情况、遗传特性、种群特点及生产性能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工作。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攻克了高效繁殖、早期断奶、营养调控、饲养技能等方面的技术难题，搞清了过去牦牛繁育率低的主要原因。

“牦牛博士”姬秋梅带领团队在牦牛研究领域取得了多个开创性成就：首次构建世界范围内第一个牦牛全基因组遗传物理图谱、填补牦牛胚胎移植技术的空白、开发世界首个牦牛基因芯片……这些丰硕成果的取得，使得西藏牦牛研究水平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

但相比这些可以“功成名就”的荣誉，姬秋梅却更看重普通牧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科研工作应该是‘顶天立地’的，如果说那些高大上的科研成果、开创性的基础理论是‘顶天’的话，那么用新技术切实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就是‘立地’了。”

在牧区调研的过程中，姬秋梅手把手教农牧民搭建适宜的棚圈，给他们培训饲草料保障、疾病防治、良种培育等知识，提高饲养者的技能，使得牦牛一年一胎比例大幅提升，牦牛出栏周期从过去的七八年缩短至两年半。技术的落地切切实实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仅牦牛育肥一项，就使示范区农牧民每年增收1200多万元。

西藏和平解放72载，许许多多变化真切地体现在西藏的每一个人身上，精彩的故事还在不断发生……（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