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采茶戏《永远的歌谣》越改越好。此前曾看过同是赣南采茶戏的《八子参军》,两台戏同属“红色题材”,同样难忘看戏时的激动和看后隽永的回味。《八子参军》写了残酷斗争中的生死较量,《永远的歌谣》表现了饥馑岁月里物质与精神的相互激发,二者又都紧扣着一个可以穿透时空的“永恒”课题——对人情、人性的开掘,令今人回看那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特定事件时,获得真切的共鸣和感动。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今人吟咏、聆听这首“永远的歌谣”时,一定会浮想联翩,振聋发聩。“自”与“公”,是矛盾对立着的事物两端,剧中主人公李龙槐,从小孤苦无依,是一个靠吃百家饭才得以活命长大的庄稼汉。乡亲们养育了他,苏维埃政权解放了他,他翻身入党,又临危受命,当上了村长。也许他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他懂得什么叫良心,什么叫报恩。
品格是共通的,性格是独特的。戏不能先有德而后“找”人,而要从对生活的概括和提炼中,塑造出心怀德性与良心、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一个”永远是独特的。《永远的歌谣》就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这个颇具特点的庄稼汉李龙槐,几分憨直、几分狡黠、几分认死理和几分阿Q气质,构成了他的性格特征。他在饥饿困顿中长大,因特能吃,而获了一个不雅的绰号“米桶”,可偏偏这个米桶当上了这个饥饿村的村长。在给本村财主马某扛活时,他曾恋过马的女儿马玉琴。村苏维埃政权建立,马财主逃亡县城,却把一个有文化又五谷不分的女儿马玉琴留在了村中。玉琴因不识农事,不会插秧倍受村民歧视,难以度日。李龙槐同情她,想保护她,竟别出心裁地假结婚“娶”她,但又不失“原则立场”,于是便有接下来的“真”入洞房,“假”做夫妻的喜剧连连。经历了李龙槐与之同房不同床,且醒里梦里总说粮,甚至把她装进饭筲里的饭倒给了烈属大娘,筲里再装沙子以遮同事耳目,竟致当场饿昏——马玉琴深受感动,深感这是一位难得的“君子”,于是“发誓”和他圆房做真夫妻,并主动提出和父亲借粮。李龙槐喜不自胜,决意连夜前往,他只身闯进马府,遭毒打,忍绝食,一息尚存时,口唱马老爷酷爱的乡曲采茶调,引起马老爷思念女儿,爱屋及乌,终借粮三十担。李龙槐却因饥饿和劳累过度,倒在归来的途中,未实现所期许的“圆房”。在对这一主线的演绎中,有积极分子带头献粮,有党员两度重温入党誓词,有干部访贫问苦,有先人后己的带头人当众饿昏,有红灯笼在众人手中相传递,还有《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歌谣》如缕缕春风,阵阵吹拂。
尤为难得的是,该剧着力宣扬的是极其可贵的人间大爱,是一种曲折的爱的表达。唯其曲折,才生戏入戏,而不是非要剑拔弩张,你死我活。这为“红色”题材开辟了新的语境,难能可贵。
此戏突出了传奇性。戏本就无奇不传,更何况是很容易出现概念化人物和概念化说教的红色题材。长工兼村长娶财主女儿,饭筲装沙而饿昏,只身入敌阵借粮,饿死于借粮归来途中。这些,都让人觉得很传奇。生活中不可能的事,出现在舞台上却能引人入胜,而当舞台上所呈现的真如生活之“真”时,却总让你认为其“假”,这就是有些照搬好人好事的戏,之所以不感人的缘故。
最后一场“借粮”,把“英雄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马财主并未现身,由四家丁代替,将鞭笞摧残与美食诱惑加于主人公一身。其妻马玉琴与众乡亲在纱幕后的另一空间“目睹”这一切。创作者让台上人物“心灵际会”,用大写意的手法,泼墨渲染,收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而此处的“大写意”,又与前面场次中悉心刻画人物关系和心理的“工笔”相得益彰。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著名导演张曼君艺术手法的娴熟。这首先来自她对“红色题材”的认知。她深刻领会此类题材穿透历史的永恒性,要很好地表现它,绝不能从概念出发,而要扎扎实实塑造人物。依照这样的认知,她导演了多部“红色题材”的剧目。而这一切,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出生在这方“红色”的土地。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生于此,长于此,与这块土地“母子连心”。她的一系列与心魂相连的艺术创作,何尝不是她对自己祖辈与父辈的凭吊。
如何将“红色题材”作品做成艺术品并成为传世之作,是当下创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