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暑假，19岁的大学生李文是在广东东莞一家电子厂的质检车间度过的。大约从10年前开始，李文居住的南宁市宾阳县山琶村每年都会有学生利用暑假去广东找短期工。村子里超过一半的大学生都有过进厂打工的经历，这在当地已形成一种传统。

在深圳、东莞等城市的厂区街道、人才市场，随处可见招聘学生工的信息以及前来寻找工作的大学生。这些进厂打工的大学生大多来自西部地区的县城乡镇，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或是为了打发漫长的假期，他们来到陌生的沿海发达城市，体验新鲜的打工生活，感受独立赚钱的成就感。这对于当地农村青年而言，成了走出校园前一堂重要的社会实践课。

进厂打工其实是种无奈的选择

对于不少出生在西部地区农村的学生来说，没有进过厂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每年春节，那些从深圳、东莞打工回乡的青年，总爱跟同龄人或弟弟妹妹们说起在外地打工的生活，讲些有趣好玩的事情，尽管有时也会吐槽工厂工作的枯燥和劳累。

家在桂北农村的李文在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一，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的吐槽和抱怨更像是一种彰显独立自由的炫耀，昭示着他们的工作所在地——那些沿海发达地区和家乡的不同。

今年暑假放假前，李文在跟父母提起去工厂打工的想法时遭到了反对。因为暑期正好是水稻收割和播种最忙的时候，家里20多亩稻田正需要人手。尽管父母极力想留他在家帮忙，但李文觉得与晒太阳、费力气的农活相比，他更愿意到工厂打工。在堂哥的介绍下，他在东莞大岭山镇一家电子厂找到了工作。

对于更多农村地区的大学生而言，进厂打工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蒋芸家在桂林市阳朔县农村，父母多年前离家去广东顺德打工，留守在家的她只能趁暑假去看望父母。从初二开始，妈妈便让她利用假期到厂里帮工，还能挣些零花钱。

“我觉得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怎么好，如果放假去玩自己心里会感到不安。”蒋芸也曾经尝试在阳朔老家找工作，但她发现暑期工很难找。

在广西大学念书的她，放假稍晚，等回到县城基本上就找不到什么好工作了。她曾沿着街道一家家店面去应聘，也试过通过BOSS直聘、智联招聘等求职App查找工作岗位信息。服务员的工作一般要求至少干满两个月，她只想做1个月的暑期工，就只能通过父母帮忙联系去广东那边的工厂工作。

“对于我们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来说，城里的短工不好找，而且生活成本也很高。”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的大四学生黄燕今年刚考上研究生，她本来想在附近的南宁市找份暑期工，但问了一圈，她发现大部分工作给出的待遇都是每月2000元左右还不包吃住。按照南宁市的消费水平，一个月再怎么节约伙食费也要800元，加上房租、水电费，一个月下来也有近千元开销，而且不少房东还要求房租押一付三，如果住不满3个月，房东要扣一半的钱。

“这样算下来，自己干上一个月基本上是白干了。”黄燕说，最终她跟同学来到深圳投奔亲戚，在中介公司的安排下，她们通过面试、培训，进厂成为一名“名正言顺”的暑假工。

进厂打暑期工的钱不好赚

因为是短期的暑期工，很多大学生在面对工厂或是中介公司时，都是弱势的一方，在薪酬待遇和劳动保障方面往往面临很多不确定的情况，甚至会掉进各种坑。

7月28日，听老乡说起工厂招工，家在百色市西林县的大二学生覃娟来到深圳的一家电子厂应聘，面试官看出她是学生直接拒绝了。无奈之下，她只能向中介公司求助。

“没有签合同前，中介公司告诉我们每小时工资是18元，一天工作10个小时。”覃娟说，等她签完合同后，中介公司又告诉她，具体工时以上班时间为标准。在8月20日之前辞工，每小时工资是11元;在9月5日以后辞工，每小时工资是16元;9月底辞职，才能拿到每小时18元的工资。

9月初开学，暑假工大都是在8月辞职，按合同覃娟就只能拿到每小时11元的劳动报酬，而且工厂包住不包吃，一天伙食费至少要20元，水电费平摊，空调费一天4元，加上进厂要交30元管理费和50元保险费，最后算下来到手的钱也没剩下多少了。

通过爸妈的介绍，蒋芸去了佛山顺德一家小的零件加工厂工作，工作强度不算大，每天就是在流水线上给零件上漆。因为是熟人介绍，刚开始她并不知道工资有多少钱，工友说正式工一天的工资有六七十元。差不多做了1个月，结算时蒋芸才知道工厂给暑期工的工资只有55元一天。“领到工资时其实挺难过的，感觉浪费了很多时间，没挣到什么钱，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蒋芸说。

“大学生进厂打暑期工，很多时候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覃娟表示，由于很多工厂管理方认为，学生工时间短，好不容易教会他们如何操作，开学时又得回学校，还得再找人来代替他们的位置，不但影响整个生产线的产量而且还会给企业管理带来麻烦，所以不太愿意招收他们。面对这样的状况，大学生也只得委曲求全，明知道自己被坑了，也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

进厂前，中介公司告诉覃娟，厂里每个车间都有空调，非常舒适，保护措施很好，上班都要穿无尘服，戴手套，不用担心任何个人安全问题。但进厂后，她发现车间环境和中介公司介绍的有天壤之别，一层上千平方米的车间才有两台空调，在深圳夏天的高温下，在里面上班就像是做汗蒸。而且工厂也没有发放无尘服和安全手套，有时候按压电子产品，上面如针头大的玻璃碎片会飞溅出来扎到手上或是掉进眼睛里，特别疼。

覃娟把这一问题向主管反映，主管不当回事地说：“下班自己买创可贴”。大概过了半个月，客户来车间考察产品，为了保证产品品质，满足客户需要，同时也为了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公司才给他们发放无尘服。

正常情况下，工厂每天都是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如果碰到赶订单，就得继续上班到晚上11点。

“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就是上班做机器人，下班累成植物人。”覃娟说，工厂三点一线式的生活与学校截然不同，在学校上课如果迟到了，无非就是被班主任批评一下，而工厂的时间观念非常强，一分一秒都与金钱挂钩，迟到就扣工资，一个月基本没有休假，因此休息变成了一种奢侈。覃娟觉得，这短短的1个月，给她上了人生中重要的一课。

从贴标签到撕标签

田帅在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读大一，来自单亲家庭的他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在亲戚的介绍下进了深圳一家电子厂打暑假工。

在工厂里和多数初中都没毕业的工友一起工作，大学生的身份并没有给田帅带来任何的优势或便利，反而让他感到不自在。论工作能力，他对流水线工作的掌握程度全然不及熟练工;论人情世故，初来乍到的他根本无法融进厂里的熟人圈子，时常会感受到工友对自己的疏离。

“大学生在工厂里，别人会觉得你很另类，会给你‘贴标签’，时间长了你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差劲。”田帅说。

一次他做工时，车间班长突然着急地跑过来。起初田帅还以为是工作出了什么差错，当他一脸紧张地跟着班长跑到电脑前才知道，班长点错鼠标不小心将表格内容隐藏，以为表格的数据都被删掉了，急忙找田帅这个大学生救急。

在学校经常会用到Excel软件，田帅没几下就帮班长解决了问题。班长虽然会制作简易的表格，记得简单重复的操作步骤，但是对原理性、知识性的东西几乎一窍不通。后来，班长又问了调整行高列宽、表格样式的操作方法，田帅都详细解答，还给他推荐了网上免费的教程。

帮了班长几次忙之后，田帅感觉到工友们开始慢慢地接受他了。每天班长检查经过他的工位时，都会问问他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在路上遇到认识的工友，大家也会主动跟他打招呼。

喻桥在东莞一家机械配置厂当车间班长。2017年暑假，他管理的班组分来了6名大学生，那也是他第一次与学生工接触。刚开始得知要招收学生工时，他其实挺不乐意的，“一帮什么都不懂的小孩能干些什么，总觉得他们是来添乱的”。

打工的学生主要负责研磨机械零件，将零件放到机器上研磨到规定的大小，每隔一段时间用分离尺测量研磨出来的零件尺寸是否合格，适当调整机器的研磨参数，最后将研磨好的零件泡油防锈。

在与学生工打交道的过程中，喻桥发现他们有因为工作累请假休息的、有对防锈油过敏影响工作的、有工作速度慢达不到产量要求的、还有的严厉批评两句就觉得委屈的，“幸亏他们在学校待习惯了比较老实，不然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讨喜”。

真正让喻桥对学生工改观的是，一次上夜班时，一名女大学生突然哭着跑来跟他说研磨时发现一批零件有问题。喻桥当时也没在意，只是让她去找技术员看看便打发走了。直到技术员过来跟他说那批零件真的有问题时，他才觉得自己之前对学生工的看法充满了偏见。事后喻桥得知，那名大学生之所以哭是因为她跟老员工说了几次零件有问题，不仅没得到帮助反而被斥责多管闲事。

学生工从一开始不会用分离尺测量，到研磨机器出故障时惊慌失措，再到熟练地同时操控两台研磨机器，学习能力和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喻桥看在眼里，心里也渐渐认可了他们。

工厂会把人的惰性放大数倍

对于这些大学生来说，进厂打工只是人生中短暂的一段插曲，但这段经历给他们成长带来的感悟和思考，是更为宝贵的财富。

蒋芸的父母在她幼时就外出打工，小时候，她经常因为爸妈生活费给得少、对弟弟偏心、节假日不回家看望外公外婆等小事跟他们吵架。但是去广东的工厂工作后，她看到了父母的工作环境，看到父亲为了多挣些钱同时打两份工，她逐渐理解了父母，“他们真的是经济压力很大，留我在家外出工作也是迫不得已”。

在工厂里，蒋芸了解到，她的母亲在炉具加工的岗位工作了很多年，也没有得到晋升，只是工资涨了一点而已。她的小姨在另一家工厂工作了10来年，也没有做到主管，依然在流水线上打拼。“她们没什么文化，除了感到累，对工资什么的也挺满意的。”这让蒋芸意识到，工厂的工作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往上发展空间其实挺小的。

3年前，蒋芸从家乡的小村庄考上了广西大学，尽管旁人很羡慕她的大学生身份，但她也时常会内心彷徨。大三暑假，蒋芸到电台实习，妈妈听说她实习没有工资，在电话里说她还不如去厂里工作。在村里人的观念中，如果没有考上公务员或者取得教师资格证，念个大学也没有什么用，还不如早点进厂打工赚钱，但蒋芸一直在用自己的努力反抗这种观念，她拼命读书，就是不想重复父母的命运。

但真正接触社会后，蒋芸发现：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出来工作，也就能拿到三四千元的工资;而进一家好一点的工厂，月收入高的能达到五六千元。现实有时也会让她感到不自信，让她对自己当初那分坚持感到有些迷茫。

韦丽莹在流水线上工作时，不少同龄的工友常常羡慕她可以在学校读书。刚开始，韦丽莹总是想当然地回应说，只要努力，你们也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提升自己啊。

但在厂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韦丽莹强烈地感受到，工厂会把人的惰性放大数倍。每天经过长时间机械化的劳作，下班回到宿舍，她只想一头躺在床上玩手机和睡觉，完全不像在学校时，会考虑利用空闲时间学习新的技能充实自己。周围其他的人都在刷抖音、看剧、谈恋爱，在这样的氛围中，人很容易被同化。“维持生活已经耗尽了他们全部的力气，一个人身处其中很难打破现状。”她说。

黄燕在深圳的工厂里打工时，遇到一个有些奇怪的中年工友，那名工友看上去像是有四五十岁了，每次上下班碰到，黄燕都会主动打招呼说“阿姨好”，但对方从不理会，甚至听见了也没回应。黄燕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一次跟别的工友聊起这事时，工友告诉她：“你太单纯了，在厂里打工，即使是60岁的老阿姨都得叫她们小姐姐，因为谁都不想知道自己变老了。”

果然，再次相遇时，黄燕改口称呼她为“小姐姐”，没想到对方竟然愉快地回话了。起初黄燕对这种现象感到很不理解，觉得这是自欺欺人。后来她慢慢学会去尊重，以工友们的生存法则逐渐融入她们的生活圈子。

“我发现她们本性善良，也许是出了社会，经历过各种沧桑，脸上满是岁月的痕迹，但她们又不想一下臣服于生活，所以用‘小姐姐’的称呼来表达自己对青春的留恋。”黄燕说，进厂打工的这段经历，让她突然觉得能读书学习是这个世界上最轻松最幸福的事情，也让她对自己的未来选择更加坚定、更加清晰，因为她明白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大学生均为化名)(记者 谢洋 实习生 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