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大副教授当了42天搬运工 “当初想逃离武汉,现在搬白菜都开心”

“有那么几天,我迫切想逃离武汉。现在我很开心,搬一堆白菜都很开心……我真正想说的是,研究公共危机,一定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而不是发表在期刊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从想逃离武汉,到当搬运工42天,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孙春霞的思维,依旧那么跳跃。

曾经惶恐

逃了再也不回来

3月14日中午,暖阳。

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内,一个23人的志愿者团队,正在一辆红色大货车上忙碌。

车内装着蒜苗、韭菜、莲花白和萝卜。几个小时后,这些从河南连夜运到武汉的爱心蔬菜,将端上江夏区多个家庭的餐桌。

志愿者们分成两组,一组在车上卸货,另一组开着自己的私家车,负责向定点社区转运。

这些志愿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武汉校友会成员及他们的家属、朋友。他们有的是IT企业高管、公司老板,有的夫妻上阵,或是父亲带着儿子来帮忙。年龄最大的超过60岁,最小的18岁。

孙春霞是其中之一,她今年46岁。

她负责卸货,一身蓝色防护服,臀部已经磨破,手臂、肩、背,多处沾着黄泥和老菜叶。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一片慌乱,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志愿者。”

孙春霞是新疆人,父母跟着她在武汉生活,哥哥是北京某高校教授。

今年1月初,哥哥从北京来武汉探亲。1月14日,哥哥返回北京后,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成为北京市第35例确诊病人。几天之后,病情愈加严重,被送进重症病房,还写下了遗书。

孙春霞很震惊,既担心又无奈。

此时,正值武汉封城前夕,整个城市笼罩在疫情的惶恐中,孙春霞和父母也只能在家中自行隔离。

一边担心哥哥,一边不知道自己和父母情况如何,孙春霞几近崩溃。

“哥哥是我邀请来武汉的,那几天,大家都还没有戴口罩,他就戴上了。像他这么有防范意识的人都被感染了,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孙春霞说,“讲真,那时候迫切想离开武汉,再也不回来了”。

疫情严峻

留在城里当搬运工

不幸中的万幸!

在北京地坛医院医护人员的全力治疗下,哥哥熬过一劫,转入普通病房。孙春霞和父母在家隔离,也没被感染。

孙春霞觉得,“天突然就亮了。”

此时,武汉封城,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员和救援物资正源源不断进入武汉。

孙春霞原本忙着写论文,得知进入武汉的物资无人对接和装卸,她决定去当志愿者。

2月2日,华中科技大学志愿者团队正好招募队员,孙春霞便报了名。

第二天,她和其他队员就被派往汉阳国博中心,负责装卸物资。

从此,每天早上不到8点,她和华中科技大学武汉校友会的志愿者都会赶到指定地点,卸货、装货。

队员陈星旭说,女同志像男同志一样,该扛的扛,该背的背,一刻没有休息,装消毒水的车上,罐子破了,整个车厢全是消毒水味,工作几分钟就要跑出来透气,一些女同志长时间站在消毒水里劳作,深色运动鞋变成了粉红色……

孙春霞曾是运动员,上学时专门练过体育,工作后也经常锻炼,但一天的高负荷劳作下来,也喊吃不消。“有时候一天十几个大货车,一车物资就是几十吨,全是我们这帮人卸下来,再分发完的……”陈星旭回忆。

心疼过后

转战帮助重症患者

七八天后,副教授搬运工孙春霞又主动加入另一项帮扶活动——帮重症病人找病床。

孙春霞说,帮人寻床,原因有两个,一是网上求床的重症病人多,二是华中科技大学也有专家教授因感染去世,“特别心疼。”

当时,志愿者团队分为多个小组,部分人负责在网络上收集求助者信息,核实真伪;部分人负责把求助者信息登记造册,按区域、病情急缓划分;部分人负责联系医院找床位。

“有时凌晨两点钟还在接电话,求助信息实在太多。”孙春霞印象最深的是求助者范女士。

范女士是个生意人,在武汉有两家公司。疫情发生后捐款150万元,又捐了200万元的物资。

不料,没过多久,她父亲被感染,病情越来越重,但找不到病床。无奈之下,范女士只好上网求助。

孙春霞在国博方舱医院搬运物资时,认识了另一队的一位志愿者。这位志愿者的儿子,在老师朋友圈看到范女士的求助后进行了转发,最后几经周转,信息到了孙春霞手里。2月10日前后,孙春霞联系范女士核实了情况,当天便通过各种渠道帮忙联系床位,但所有医院都满床了。幸运的是,其中一家医院在晚上10点左右,转走几位轻症病人,范女士的父亲得以入院。

为病人找床位,核实病情很受煎熬。电话对面,不少病人是家庭式感染,有的病情还很严重。

“孙老师帮帮我们,我的爸爸现在吐血了。”还有的病人,即使是志愿者联系到他,他也拒绝接受帮助,“因为他们已经绝望了,说不用我们帮忙了,死就死了。”

孙春霞回忆,有一天,一位女志愿者承受不住,接完求助者电话后,歇斯底里地哭了近一小时,哭完又继续接电话。

“包括我在内,那段时间整个志愿者团队,感觉都抑郁了。”孙春霞说。

不过,由于大家的持续奔波和努力,求助信息也逐个得到解决。

从2月8日前后到2月20日,孙春霞和她的团队,先后帮助超过300位病人找到床位。“最后我们了解,没有一个病人去世,全部都康复了。”这样的结局,最令孙春霞开心。

抗疫后期

为200孩子找英语老师

随着应收尽收政策的持续推进,以及方舱医院开始大量收治病人,寻床求助电话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一个也没有了。

孙春霞又想着,众多医护人员来武汉支援抗疫,他们孩子在家中没人教英语。曾公派美国留学和工作过的她英语还不错,于是,她决定为医护人员的孩子做点什么。

正好,校友王俊一开办了“亿蘭·精英在线英语”教学课。

两人一商量,王俊一说,可以拿60个课时给医护人员孩子免费用。孙春霞一算不够,因为医护人员的孩子都特别小,一个星期最少得上两三次课。

她便联系了美国亚利桑那、弗罗里达、纽约、新泽西等地的华人协会,征集志愿者。志愿者要求是英语母语,每一个志愿者培训都要将近三个星期,“像我的研究生学生,他们报名我们都不要。”

最终,来自美国亚省希望中文学校的多名高中生和“亿蘭·精英在线英语”的多位老师成了医护人员孩子的老师。

不过,这中间困难也不少。

国外志愿者不用微信和QQ;国内,医护人员离开后,家中小孩和老人也不懂电脑。

志愿者团队又为此专门成立教务组和技术组及家长群。技术组负责教会国外的志愿者用QQ,远程操控医护人员孩子的电脑,给他们安装QQ,教他们使用。

志愿者以青年学生为主,孙春霞14岁的儿子和王俊一13岁的女儿,是年龄最小的两个。

团队组建好了,又遇到时差问题,几经协调,最终才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上课。

“零基础的小孩是最幸福的,他们不需要改口音,反倒是10多岁的小孩,需要海外的老师们指正,舌头要顶在哪里,怎么发声。”

再次呼吁

“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孙春霞的本行,是研究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和公共服务。每天,她要做的事很多,白天搬完物资,晚上回家还要写论文。

“我有一篇论文已经写完了,写的就是新冠疫情下的PPP模式。”

孙春霞认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是两条体系,在真正的危机救灾时,会影响效率或者资源的合理配置,这就需要政府提前做好各级预案应对。

她说,像火灾、地震之类的突发状况,应该有1、2、3、4级预案,根据不同的风险,启动协调不同的人群和物资。

对于这42天的经历,孙春霞说,能亲自参与爱心的传递,“很开心,包括搬那些白菜都很开心,这种幸福是在正常状态下永远无法体会的……”

“我真正想呼吁的是,做公共危机的研究,一定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而不是只做与实际脱轨的科研,就像是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而不是发表在期刊上。”她说。(华西都市新闻记者 刁明康 杨尚智 田源 王祥龙 发自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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